[16]《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2021年11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载《人民日报》2021年11月17日第1版。
三是利害关系标准时期。不过，尽管该阶段行政相对人与行政第三人在诉讼地位上的界限划分很不合理，但在操作层面上却清晰可辨和简便易行，即只有直接相对人才具有原告资格，间接相对人或曰同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其他人，无论其在利害关联性上如何无限接近直接，都只能以诉讼第三人的身份参加到已开启的诉讼程序中来。
问题的关键是，这一变化是否包含着扩大原告资格的立法倾向和修法诉求呢？信春鹰对25条之规定的学理解释为：行政诉讼法修改，既没有采用司法解释中的‘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也没有采用民事诉讼法中的‘直接利害关系，而是采用‘利害关系标准。再如《行政强制法》第1条规定：为了规范行政强制的设定和实施，保障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履行职责，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宪法，制定本法。在1968年国王政府诉大都市警察局长案中，布莱克本先生发现伦敦大赌博俱乐部公然违法，在向大都市警察局举报无果后，将后者诉诸法院，请求法院颁发令状迫使警察局履职，丹宁勋爵所在的法院受理了此案。这里的举报包括私益性举报和公益性举报两种类型。[lxxiii] 同前注[44]，段文波文。
姜明安：《授权、分权、控权——平衡行政法生存的理》，载《中外法学》1996年第5期。大多数情况下，原告是以形式当事人而非实质当事人的面貌出现的。如果权利是基本的，那么政府必须出示一个迫切的利益来证立侵犯。
由于缺乏统一的法院系统，一些曾经采纳美国司法审查模式的欧洲大陆国家都遭遇了水土不服。随着各国合宪性审查实践的开展，各自积累了一些审查技术，尤其是在立法干预基本权利和立法贯彻平等保护问题上，作为两种主要的合宪性审查案件类型，各国的审查技术呈现出步骤化和精细化的特点。这种合宪性解释表面上似乎减轻了合宪性审查机关的负担，但也会导致普通法院变相地享有了合宪性审查权，甚至可能架空真正的合宪性审查机关。因此，法国宪法第61-1条增设规定，于诉讼进行当中，一项立法性规定被主张对宪法所保障的权利和自由构成侵害，宪法委员会得经由最高行政法院或最高法院的移转受理此问题，并于确定期限内宣告。
这种模式经常被社会主义国家所采用，理由是立法是人民意志的表达，因此应当由立法机关来负责宪法监督。这种针对不同分类采取不同审查基准的做法实际上反映了立法分类的正当性程度。
也就是说，对于一些立法机关比较擅长判断的领域，比如涉及社会整体的一些立法，比如国家统一、经济或福利，只有通过民主过程的审议表决才能形成共识，此时合宪性审查机关就应当尽量尊重立法机关的判断，对立法的合宪性审查采取宽松的态度，即只要没有明显的违宪就予以审查通过。二、合宪性审查的百年历程及其发展特点 （一）合宪性审查的历史分期 美国学者金斯伯格（Tom Ginsburg）将合宪性审查制度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在国际制度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中国特色的合宪性审查制度不仅助力于我国全面依法治国的实现，也将为世界合宪性审查制度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一般调卷的原因包括：两个或者多个联邦巡回法院对某一联邦法律的解释冲突、下级法院的判决与联邦最高法院对法的理解明显不一致、下级法院的判决与联邦最高法院正在作的判决不一致、联邦总检察长要求审查等等。
一方面，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只负责事先审查，并不负责事后审查。二是美国出现了抽象审查，而具体审查在欧洲越来越多。如果说美国式的合宪性审查是具体审查，即合宪性审查附随在个案审理中。另一种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涉及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权利诉讼中发展出来的学说，即原告如果攻击某个立法表面上违宪，他可以为了第三方的权利来主张。
比如意大利宪法法院曾经宣布《刑事诉讼法典》第303条只有在某种正确解释的情况下才是合宪的，而最高法院质疑这种解释的正确性并且拒绝遵守，理由就是：宪法法院对法律的解释没有普遍约束力，因为这不同于对法律的合宪性审查。但与美国不同的是，它要求两院的三分之二多数通过，这使得最终当选的法官不仅要获得大党的支持而且小党联盟也不能特别反对。
而且，联邦制国家为了克服地方保护主义，建立统一大市场，也需要一个中立的第三方来监督州落实自由贸易的承诺，并巩固联邦的权力。当然，美国法官产生的最大问题在于，他们只需要参议院全体议员的过半数通过。
合宪性审查机关与普通法院的关系基本上可以分为合作关系与竞争关系两种。这其中的转变令人深思。目前从一些国家的合宪性审查实践来看，确实存在这样的趋势。当然，对于同届的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的法律和作出的决定决议的合宪性审查，一方面要通过事先审查，即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在审议法律或决定决议草案的过程中进行合宪性审查。合宪性推定是合宪性审查机关在审查立法事实时所采取的一种举证责任分配措施。纵观当前合宪性审查的不同模式，实际上可以发现，美国式的分散型合宪性审查之所以由普通法院在个案审判中进行，本质上是将合宪性审查权视为司法权的一部分，即坚守合宪性审查的法律属性。
其次，欧洲大陆的具体审查主要是由普通法院提起，虽然法国规定具体审查由当事人在诉讼中向审理法院提出，但是之后却要由审理法院上报给最高行政法院或最高法院，最终由最高行政法院或最高法院向宪法委员会提出。这种普通法传统虽然被英国的议会主权思想所压制，但却被早期的美国所继承，法官逐渐成为高级法的守护者。
（五）法国模式 法国模式虽然也属于集中型的合宪性审查，但它与欧洲大陆模式的最大不同在于，法国允许事先审查，即允许立法在议会通过后但生效前进行合宪性审查。后者是指法官在争议解决前澄清当事人一方对争议所享有的权利。
法国之所以修宪增加具体审查，因为在法国，普通公民无权向宪法委员会提出合宪性审查的申请，这甚至被称为法兰西例外。同时，英美法系的普通法传统使得普通法院取得了制度上的自治，最著名的就是柯克（Lord Coke）大法官在伯纳姆医生案（Dr. Bonhams Case）中所提出的附议：当议会法案违反了普通法上的权利和理性的时候，普通法有权审查该法案并可宣布其无效。
对此，学者格林（Dieter Grimm）认为，如果将合宪性审查的对象——立法——视为政治过程的产物，从而认为合宪性审查介入了政治的过程，这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同时，根据美国联邦宪法，法官职业生涯中必须有良好的举止，否则他们可能被弹劾而去职。美国法上将干预基本权利的审查框架分为四步：第一步审查是否存在一个基本权利，如果存在基本权利，意味着法院将进行严格审查。此外，关于合宪性审查制度的起源，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它与联邦制之间的关联，早期建立合宪性审查的国家几乎都是普通法系的联邦制国家。
（六）议会审查模式 是指由议会或者最高代议机关对立法的合宪性进行审查。当然如果立法与行政之间的竞争陷入了僵局，则需要法院出面来打破之。
在严格审查基准下，政府要证明该立法对于实现这个目的是必要的，即通过其他更少限制的手段无法达成目的。因此当年凯尔森在设计集中型合宪性审查时，特别指出，合宪性审查应当是消极立法的功能，即合宪性审查机关只能说立法不应当规定什么，而不能说立法应当规定什么，立法的内容应当由立法机关来决定，以此来维护合宪性审查机关与立法机关之间的分工关系。
如果说抽象审查主要是为了维护客观法秩序的统一，那么，具体审查则更偏向权利救济的功能。就此而言，美国与欧洲面临的问题可能有所不同。
后者是虽然有立法的规定，但该规定只是部分的、不完整的或者是有缺陷的，也被称为立法的沉默。所以，从合宪性审查监督和约束政治的角度，合宪性审查反而要与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当然，由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经常采取调卷令的方式来决定是否受理某一案件，发出调卷令的前提是经九位大法官中的至少四位同意。在目前政党政治的环境下，这意味着法官只需要获得总统所在政党以及参议院中多数党的支持就可以当选，即使少数党反对也无济于事。
前者是指法院在案件审理中命令维持原状，如果原告的宪法权利处于争议中，并且原告可能获胜以及原告将遭受不可恢复的损害时，法院就会发出禁制令。然而，由于联邦最高法院是最高审级的法院，同时它在有关联邦法的解释上可以约束州法院，因此联邦最高法院实际上成为合宪性审查中一锤定音的机关。
由于在欧洲大陆模式中，普通法院虽然没有合宪性审查权，但可以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将有违宪嫌疑的立法提交给宪法法院审查。比如斐济上诉法院宣布被政变上台政府废除的1997年斐济宪法有效，巴基斯坦最高法院宣判1999年穆沙拉夫领导的政变有效，合宪性审查机关的介入往往不能使政治局势趋于稳定，相反会加剧政局的动荡，因为从政治上看，合宪性审查的结果很大程度上并非终局性的。
除此之外，法院的积极能动反而会打破平衡，失去中立性（因为无论支持哪一方，都会被另一方认为是在拉偏架）。因为在上述国家，合宪性审查机关虽然不垄断宪法解释权，但它是宪法解释中一锤定音的，所以当普通法院的宪法解释与合宪性审查机关的宪法解释不一致时，它有责任统一之。
